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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16、17日，
本會與沐恩之家合辦「我國戒毒政策之探討」研討會，
會中有很豐富的議題討論。
感謝蘋果日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支持這項政策議題的活動，
並贊助本會出版活動當天之建言手冊，
提供政府、各相關單位在擬定政策時有多面向之參考。

	●上帝國度觀的連結省思	【沐恩之家執行長／顏炎輝長老】
	●第一次在南部舉辦的毒癮戒治工作研討會	【沐恩之家行政中心主任／吳秀鶴】
	●我國戒毒政策之探討	【開南大學教授暨研發處研發長／李志恒】
	●我國戒毒工作論壇

　　第二屆毒癮戒治工作研討會「我國戒毒政策之探討」，在澄清湖旁中華電信高雄訓練所落幕，雖然只有兩天的活動，卻從晨曦會與沐恩同工的籌劃中，領受到上帝豐富的恩典，看見同工在服事中的喜樂、合一的見證；享受講員的專題和信息，實在收穫匪淺，相信上帝給我們福音戒癮的堅持和原則，藉著禱告能夠不斷經歷神在這時代裡給我們的負擔和使命，更盼望因著聖靈的引導，使政府在政策上能有突破，願意接納福音戒癮的成效進而納入立法之中。

　　台灣自古至今，從政治、文化、經濟、人文、環保等等……都一直在蛻變中，而社會中許多傷害的起因也大都與戒癮者有關，可是卻很少引起大家關注，直到不可收拾時媒體才開始注意、報導，但為時已晚。身為福音戒癮機構的我們不只有責任，更要有先知性的敏銳，靠著福音的使命和負擔，一同宣告上帝國度的臨到，更能彼此合一、合作、合群，學習肢體、機構、教會部分性的連結，因著上帝的託付、屬靈的視野，長期互通並謙卑地學習上帝給我們在地上的服事，有智慧地擴展上帝的福音使命。

(一) 合一性

　　從「共同的信仰」來思想，約翰福音第十七章耶穌分離的禱告，教導我們在地上的子民可以作合一的典範，為的是榮耀上帝。上帝的三位一體屬性，聖父、聖子、聖靈的合一確實是完完全全的合一，而我們要如何才能做到完完全全的合一？約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三節經文告訴我們，除非順服「主在我們裡面」、「我們在主裡面」如此的合一，才能有以西結書第十一章、三十六章的新心、新靈到合一的心。「合一」是上帝的心意，是今日蒙召兒女讓上帝成全的道路。

(二) 合作性

　　從「工作的使命」來思想，約翰福音第六章說道，凡做上帝工作的是按「信上帝所差來的意思行」，就是做神的工。戒癮工作最重要的關鍵是，讓戒治者能信主生命得改變、生命被造就，再以生命影響其他戒治者的生命，進而成為合用的器皿被上帝使用一生。所以晨曦會和沐恩的工作目標是同一屬性的，為此在合作性的基礎上，如何運作、如何遵主去行是必須共同思考的。但願在主的保守和引導下，所有福音戒癮者都能專一向著主，讓主成全祂自己的事工。

(三) 合群性

　　從「主的身子」來思想，哥林多前書第十二章洞察到上帝創造人是世界上最美的藝術品、最精細的傑作，不但最能表現生命的價值，亦最能榮耀神的形象與樣式，為此在這時代中，我們的信仰最能表達人生命的改變，可以從戒癮者身上的見證看到上帝的大作為是何等的奇妙，因此，要如何使主的身子，從肢體與肢體的連結上發揮功用，成為詩篇六十八篇所宣告的，主發命令傳好信息的婦女成了大群，在合一性、合作性的基礎上好好建立主的託付；完成福音大使命的職責上，能漸漸捨去『自我』、『自顧』的傳統觀念，讓做新事的神更新我們的思維。但願聖靈賜福音工作者有更深度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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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沐恩之家（以下簡稱「本家」）的創辦人王銘石牧師就是晨曦會在台灣第一位戒治期滿的過來人弟兄，本家的福音戒毒模式可說是師承晨曦會，因此兩個單位原本關係就很密切。

　　本家很高興與晨曦會共同舉辦毒癮戒治工作研討會，因本家服務的據點是南部高屏縣市，所以這次毒癮戒治工作研討會在高雄縣舉辦，本家廣邀南部關心毒癮戒治的人士參加。其中有許多令人感動的回應。

　　代表政府單位的毒品防制中心與法院體系的觀護人或檢察官紛紛表示第一次正式的認識到「福音戒毒」，這才瞭解「福音戒毒」的功效。也因為參加了這次研討會，才有機會認識到原來在南部當地早有推動福音戒毒的沐恩之家，於是紛紛排定參訪沐恩之家的行程，期待能夠為自己服務的毒癮患者找到合適的戒治單位。

　　參加的勞工單位人員表示透過這次研討會，更明瞭日後為毒癮戒治者找尋工作的注意事項，可惜的是政府今年將毒癮戒治者尋求工作的機會併入其他相關業務中，一方面針對已經不再負責此業務的工作人員仍然關心這群毒癮戒治者的未來令本家感動，一方面也更提醒本家若要落實協助這群毒癮戒治者，與政府相關單位的積極溝通是必須的。

　　參加的社工人員表示，日後服務的案家遇到毒癮者，總算有相關的服務單位可以銜接了，而且鼓勵本家應該將這樣的研討會訊息讓更多相關專業人員了解。

　　參加的家屬很感謝主辦單位的用心，參與的教會弟兄姐妹也都表示日後將更明瞭如何正確的協助毒癮者。

　　研討會第一天晚上的培靈會，看到許多弟兄奮筆疾書做筆記，就知道聖靈與我們同在，讓與會人員有豐豐富富的收穫。

　　透過上述熱烈的回應，更讓本家體會到宣導的重要，故自七月份起將聘請一位取得神學院學士學位的戒治過來人主責宣導事宜。

　　研討會後出版的「福音戒毒政策建言書」，相信會吸引更多人的目光，期盼「福音戒毒模式」能更廣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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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看政府實施「減害計畫」至今，我別有一番心情；不知道目前「減害」政策是否達到當初推動時的預期果效？在「減害」作為裡，是否有「人工」的加持？而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醫師，是否真如有人所稱的是第一位推行減害計畫的人？願在此和大家一一討論。

第一波藥物濫用－鴉片

　　台灣第一波的藥物濫用是鴉片，時處清朝末年期間。一八九五年，當台灣割讓給日本後，日本總督府發現台灣人民吸毒情形極為嚴重，如何處理有兩派相左的意見：一是凡吸毒者一律強制戒除，另一則是後藤新平擬定的「漸禁政策」與「鴉片煙牌制度」，經辯論後採取後者，其做法是發牌給有煙癮的人至政府設立的定點購買鴉片（似乎類似現今的替代療法）。至一九００年領取鴉片煙牌執照的人佔台灣總人口的6.3%，煙癮情形相當嚴重；不過，漸禁政策還是有達到集中控管的果效，且吸毒人口因隨著時間推移逐漸老死而減少。

　　一九二七年，蔣渭水醫師認為日本政府似乎無意正視鴉片問題，便籌組「台灣民眾黨」，公開反對日人販售鴉片。當時日本政府不予理會，一九二九年台灣民眾黨致函國際鴉片組織，公佈日人販賣鴉片的事實，使得日本殖民政府被迫改採「禁斷政策」，一九三０年實施「鴉片癮矯正所章程」，成立「台北更生院」，由杜聰明博士負責戒毒工作，至此吸鴉片者始改為全部戒除毒癮。

　　當時，杜聰明博士採用遞減療法，將嗎啡泡成藥水給參加戒毒的人飲用，使用的量慢慢遞減，藉此減低戒斷症候群出現時的痛苦。戒斷時之所以會痛苦是因為「自主神經」失調的問題，而杜聰明博士以「副交感神經解藥」來壓抑不舒服感，並輔以毒癮者的尿液檢測，使密吸食者無所遁形，形成極大的嚇阻作用，此方法使得當時許多人慢慢地都擺脫毒癮的糾纏，達到戒毒的果效。因此，從史料中的記載得知，杜聰明博士是戒除鴉片煙癮的先驅，而非減害療法的先驅。

第二波藥物濫用－安非他命為主，海洛因次之

　　民國六十年、七十年間，台灣雖然曾有速賜康等毒品產生，但以整體總人數及濫用規模評估，台灣毒品大流行應以自日據時代的鴉片為第一波，一九九０年的安非他命為主加上海洛因為第二波，二０００年以後，海洛因的毒癮者多過安非他命和俱樂部藥丸濫用為第三波。

　　一九八九到一九九二年間，台灣毒品問題一直往上攀升，主要為安非他命，一九九三、一九九四年達到最高峰，時值現任總統馬英九先生開始接掌法務部，當時法務部在行政院支持下成立「中央反毒會報」，以「減少供應及減少需求」為主軸，傾政府之全力解決毒品問題，以致一九九四年到二０００年間，毒品緝獲量大幅減少，吸毒人口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可見此政策是奏效的。

第三波藥物濫用—海洛因為主，安非他命與俱樂部濫用藥次之

　　二０００年後，毒品的另一個高峰點又出現，很令人玩味的是，「中央反毒會報」於二０００年遭到裁撤，當時是以「提升位階」的方式併到行政院「治安會報」中，這使得防毒政策的重要性降低，巧的是，二０００年取消中央反毒會報後，卻正是第二波毒品高峰期的開始，換言之，當中央反毒會報成立後，第一波毒品問題逐漸減弱，而併入治安會報後，毒品問題就開始攀升，由此觀之，政府對毒害問題正視與否，與毒品的氾濫情形有很直接的關係。

　　再者，從供給面來看，或許有人會說緝獲毒品的多寡不代表毒品問題的全部，因為雖然有時緝獲大量的毒品，造成價格上揚，看似政府的政策有了績效，可是也有另一個可能性，那就是緝獲毒品的數量雖然增加，但是毒品的價額反而下降，是否就代表政府沒有用心，市面上隨處都搜得到毒品？所以不能單從緝獲的數量來檢測政策的績效。從吸毒犯之尿液檢驗陽性件數統計顯示，一九九九年之前維持在持平狀態，二００三年至二００五年則逐年攀升，此外，從毒品緝獲量及監獄歷年受刑人的人數統計分析，亦呈現兩波高峰，故不論是就供給面或需求面都看得出一九九０年後台灣海洛因與安非他命的濫用是呈現兩波消長的趨勢。

　　台灣精神醫療院所自一九九九年開始有通報濫用藥物政策，直至目前，通報總人數逐年上升；資料亦顯示從一九九九年至目前，主流毒品仍是海洛因。但是，通報的資料中亦顯示其隱憂，那就是安非他命這幾年又開始往上攀升，所以原以為如同日、韓安非他命濫用之軌跡，在肆虐二十年之後有緩解的趨勢，惟目前看來，台灣可能會面臨海洛因與安非他命同時共存的問題。

　　若以醫院中使用毒品的治療人數分析表來看，其中50%的人是以針頭施打毒品，而共用針頭的人自一九九八年的5.8%升至二００三年18.3%，經衛生署相關單位加強共用針頭危害性的衛教宣導後，二００七年始降至10.1%，衛生署疾管局認為這是推動針頭交換計畫使得比例趨減，但這當中也隱藏著一個迷思：號稱自己沒有共用針頭的50%人口中，雖然沒有共用針頭卻有共用溶液的情形，如果其中有人感染愛滋，共用溶液的人還是會受到感染，希望政府亦能注意到這個問題。

　　疾管局之所以推行減害計畫，是因為愛滋病的人數增加。從資料顯示，一九八四年愛滋感染者是個位數，二００四年增為1,519人，二００五年增為3,389 人；當推動減害計畫後，二００六年降為2,930人，二００七年降為1,938人。從統計資料中同樣看到一些疑慮（因為過去也發生過這種情形），例如自二００三年起開始對在監(所)受刑犯人進行年度全面性愛滋病毒篩檢，疾管局並於二００五年針對全國426,290位懷孕婦女進行愛滋病毒篩檢，是否因政策因素致使二００四、二００五年篩檢量大幅增加致愛滋病毒感染者通報人數大幅成長？故二００六、二００七年愛滋病毒感染者通報人數之下降，是因為推行減害計畫的成效，抑或該等干擾因素所致，還是如同國外文獻報導當開始推動減計畫時同時進行之公共衛生教育奏效，均尚待進一步瞭解。

我國戒毒政策討論

　　一九九四年成立「中央反毒會報」後，至二０００年間，毒品問題與服刑人數確實有下降趨勢，當時反毒防制政策是「兩減」政策—減少供應、減少需求，但二０００年後，因為政府不重視毒害問題以致毒品開始攀升，後因看到問題的嚴重性，政府開始推行「減害計畫」??減少傷害。但在推行這項政策時，必須思考一個基本前：吸毒者該如何定位？是病人？犯人？還是病犯？新加坡的策略是將之視為「犯人」，吸毒者被逮捕入監戒毒，沒有任何醫療輔助，讓受刑人獨自承受一切戒斷的痛苦，使他產生「制約反應」，以達警惕效果，這項政策實施以來效果還不錯。若將吸毒者定位為「病犯」，要他戒掉一級毒品海洛因的方法是使用二級毒品美沙冬作為替代品；這似乎不合邏輯，況且我國律法規定的四級毒品中，使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都有罪、都需要觀察勒戒，可是政府今天卻要毒癮者使用二級毒品美沙冬去替代一級毒品海洛因，但安非他命亦屬二級毒品，屬於管制藥品，濫用則違法，凸顯出了法令與戒制政策思維邏輯上的矛盾，現在政府已修改毒品危害防治條例第24條戒癮治療的相關規定，讓美沙冬的使用合法化，但此舉仍不適用於興奮劑如安非他命或古柯鹼之成癮者，就法理的公平性及邏輯而言，仍有待斟酌。

　　以此觀之，若要繼續推行減害計畫，將吸毒者定位為「病人」的模式會是比較合宜的，而且這個模式在國外早已推行多年，國外也大多是用美沙冬替代療法。不過自二００二年開始，美國已開始推動丁基原非因的替代療法；我個人支持丁基原非因，因為它只是μ受體的部分催動劑，使用日久會讓癮頭下降，吸毒者有可能會戒掉毒品，且可以併用Naloxone避免戒毒者再使用注射之海洛因。至於衛生署之所以沒有採納丁基原啡因，是考慮價錢因素，可是美沙冬與海洛因在使用後的反應，基本上兩者並沒有什麼差別，尤其是使用注射方式時；而針具交換計畫的重點在於”交換”，若以目前之低回收率，不啻製造更多流落在外的不潔針具，其所造成公共安全危害問題不可不慎。

　　台灣現在面對新一波的藥物濫用問題，是因為海洛因造成的毒癮愛滋問題，因而在防制政策中加入「減少傷害」策略。「減少傷害」的中心理念是減少犯罪率，因為使用美沙冬後可以去工作、可以養家活口，可以減少犯罪、減少傳染病的傳播、減少家庭與社會的問題，但是，比較遺憾的是，這兩三年來，台灣的毒品政策雖然號稱「三減」，但似乎就只有單一的減害政策，沒有再看到其他的毒品防制策略，去年（二００七年）法務部長說過，沒有需求就沒有供應，他認為要先解決需求問題，但是我認為應該供給面與需求面同時並進，才能解決毒品氾濫的情況，僅從抑制需求其成效有限，且政府推動提供美沙冬予海洛因成癮者，由於該替代療法完全戒除毒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此勢必將付出極龐大的社會成本。

　　總結我國整體戒毒政策的內容，究竟有哪些問題：
一、犯人及病犯模式與替代療法，在法律上確實有其扞格之處。
二、興奮劑（安非他命、古柯鹼）成癮者無替代療法，而抑制劑（海洛因）成癮者卻由政府提供合法替代藥品，兩者間戒毒處遇不同。
三、替代療法太強調藥品（美沙冬）的提供而忽視精神治療及社會復健的重要性。
四、強調戒毒的必要，卻忽視所需醫療、社會及人力之資源與成本。

　　以上所論，為個人看法與淺見，所提出的問題，或許也未給予大家一個完整的答案，當毒癮者因共用針頭致傳染病傳播問題嚴重時，減害計畫是不得不為的防制政策，個人亦認同其為毒品政策的一環，惟減害計畫應係針對所有毒癮者之全面性減少傷害的防制作為，非僅針對單一毒品(海洛因)成癮者之減害作為，更非僅指提供美沙冬單一藥品進行替代療法的戒治模式即涵括之。因著個人曾實際參與毒品防制工作中的瞭解，希望能在提出與大家分享後，可以激盪出更多面向的思維，促使國家在戒毒政策上能夠擬出更周延的防制措施。今天我們所談論的重點在我國戒毒政策，至於整體反毒政策在此暫不贅述。

（2008年5月16日於晨曦會戒毒工作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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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福音戒毒團體，能合作到什麼程度？

蔡坤衛：
　　為了戒毒者的福祉，所有福音戒毒團體或許可以考慮共用辦公室，在北部晨曦會裡有沐恩台北辦事處，在南部沐恩之家有晨曦辦事處等等；彼此的師資、軟體亦都能相互流通運用；又或是在個案管理輔導上，可以彼此協助、轉介；一起研究發展福音戒毒的療效、心得交流；甚至經費或人事亦能互相流通。

　　此外，我在做兒童諮商或早期療癒的相關治療時，負責單位會有一位「個案管理者」，而這位「個管」會很認真地緊盯當事人，無論當事人後來是進入諮商體系、進入醫療機構、寄養家庭或任何長短期的安置機構，始終會有一個人（個管）跟著他，使他的處遇是不會呈現中斷現象。在戒毒工作的體系裡，有這樣的個管人員擔任這樣的工作嗎？目前看來似乎是沒有任何一個單位承擔起這樣的工作。

回收針具的政策，真能達到果效？

晨曦會－吳明錫：
　　個人曾經吸毒長達十年，之前將近兩年的時間在公部門性病防治所學習，並參與「減害」試辦計畫的執行。個人覺得公部門在資源分配上分配給民間機構（NGO）的部分太少，而在策略上又似乎缺乏對煙毒心理、煙毒文化的特殊考量，例如，在「清潔針具」的政策上，鼓勵用藥者領取乾淨針具與回收針頭，回收一支可發放5元獎勵金，結果我就收到一個人同時拿了幾百支回收針具來換取獎勵金。大家可想而知，這個人的針具從何而來？這一定是從免費領取乾淨針具的政策而來！而那些回收的針具，究竟有多少是「貨真價實」用藥者使用過的針具？這是策略實施上的漏洞，公部門拿錢買清潔針具，再出錢回收一些極有可能不是用藥者污染後的針具，來回等於白白花費兩次冤枉錢，這實在是一件很遺憾的事。

政府為何要用「以毒攻毒」的方式推動減害計畫？
　　我在台南監獄擔任義工。就我個人的「市場經驗值」提出一些看法：我曾經參加台南縣政府針對「減害計畫」的議題開會時，台南看守所的衛生課課長向我表示，他認為還是「福音戒毒」最有戒毒的果效，他說：「看過很多生理戒斷期的例子，最多三個禮拜就可以解決了，想不通為什麼政府還要用二級毒品來做防制！」以毒克毒的方式是很難令人認同的政策，更遑論可能必須付出的社會成本等等。

公部門與私部門在戒毒工作中，如何達到合作平台？

中山醫學大學蔡佩真博士：
　　台灣目前在反毒、戒毒工作上，的確出現很多問題與漏洞。蔡心理師剛剛提到了，目前無論是公部門、私部門、醫療部門、社政部門、宗教部門，所提供的服務都是很零碎、很片段，再加上強烈的本位主義，所以他才會提出「個管」的思考。另外剛剛提到的問題是重醫療、重緝毒、重宣導，卻輕輔導的現況；輔導的工作吃力，需耗費甚久，卻又低成就，所以自然不甚看重輔導。這些就是我們目前看得到的反毒問題。至於藉著今天的論壇想要給政府的建言，個人從意識與技術兩個層面分析。

意識層面：

1.「全有」與「全無」間的合作光譜。
　　以福音戒毒的標準來說，戒毒的目的是完全戒毒，不但不能有任何毒品，連菸也在禁戒之列。但「減害」就不同，它是一種可以容忍與維持的療法。所以基本上，一種是完全與毒品斷絕，而另一種則是以美沙冬或丁基原非因的替代方式。這兩
種戒治法，是意識形態上的「全無」與跟「全有」；個人認為在「全有」與「全無」之間可以有個「光譜」，意思是我們不能說：「我的就是最好！」因為戒毒者有不同的動機，非常想戒除的人，應該進入戒毒輔導村；可是有的人明顯的是心不甘情不願，那就讓他採用減害療法；換句話說，我們可以因戒毒者的不同動機，為他們設計不同的選項，暫時性地將吸毒者安置在不同的處遇模式裡。我想表達的是，完全戒毒與減害療法，應該是可以彼此合作的。

2.專業與宗教，應該融合而非對立。
　　目前台灣所有的戒毒村，幾乎都是由基督教機構設置，所以高舉的是上帝福音的大能；但在公部門的評鑑制度裡，卻要求要有社工、心理輔導師、醫療師等，以這個團隊的專業程度來評鑑戒毒工作所產生的效能及合格與否。因此當福音戒毒一談到專業，就短了一口氣；一談到福音是神的大能，就揚眉吐氣。事實證明我們不能說宗教就是非專業，例如沐恩之家的吳主任，就是一位社工師進入宗教部門的例子；反過來說，如果在專業的領域裡如心理諮商、醫療等，若也能有宗教性的靈性關顧融入，我相信同樣可以達到所謂的全人治療。
　　所以，我想給各位及政府的第一項建言是：在意識形態上要有一顆寬廣的心，它可以是一種多元性的結合，專業和宗教間的合作，是減害和完全戒治之間的多元選項。

執行技術層面：

1. 人員的編制應是擴編，而非採取兼辦業務方式執行。
　　現在很多公部門與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在反毒、戒毒的業務上，皆是跨部門的兼辦性質，如此在既有的編制裡，又再安插這些業務進去，容易產生工作人員的排擠效應。如果採取擴編方式，以專責專人的模式來接管這一區塊的工作，相信在推動反毒、戒毒的事情上會更有力量。

2. 政府應多重視人力的培訓，以供應大量的需求。
　　在戒毒工作的人力培訓上，呈現供需失衡的狀態。戒毒的人很需要幫助，可是工作人員不夠，現有的工作人員又不懂這個區塊中的所需；這當中缺乏的就是訓練。如何訓練？具體的建議是從各大專院校裡的助人科系（社工、心理、諮商輔導、公衛、警政……）中，都廣設戒毒課程，讓這些學系的人可以預備好自己在未來的服務輸送系統裡，若遇到吸毒者，至少可以知道該怎麼做；我們必須假設吸毒的這一大群人，是散佈在各個角落裡，在家暴領域會遇到吸毒的人；在性侵領域也會遇到吸毒的人，所以應把藥物濫用的課程編入必備的課程作為訓練。

3. 在資源的配置上，應平均考量，避免失衡。
　　無論是公部門或私部門，在反毒的工作與態度上，應該是要一致的，都要用「玩真的！」態度進行，用認真的態度正視這個族群與工作上的需要。其實，現在會重視戒毒工作的原因，是很諷刺的過程：吸毒人被重視的程度是因為愛滋疫情的蔓延而水漲船高，並非吸毒這件事受到重視；但畢竟，這個社會現象還是被重視了。

　　最後，我想談談應由誰承接「個案管理員」的責任。個人認為不適合由宗教部門來做，即便我相信他們可以做得很好。因為「個管」的性質最重要的是做通報、轉介、掌握和按照個案的需求做評估；公部門的資源與通報系統比較能在第一時間做好這些內容，例如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各縣市觀護人等都應該是做「個管」適合的人選。

國家該如何成立專職的反毒單位？該如何擬定「戒毒法」？

劉民和牧師：針對國家目前反毒工作，我有幾點建言、補充：
　　1. 我與蔡佩真博士想法一致，建議政府能成立一個反毒專責機構，而不是各部會人員的兼辦業務。就如同戒毒這個議題，究竟是屬於衛生單位？法務部？還是社會局主責？我們很難釐清界線。如果政府能成立一個獨立的專職機構主責，就能發揮公部門與私部門整合的功效，目標與策略才能達到準確度。
　　2. 專責部門應加強多瞭解戒毒人的需要，擬定策略必須要從人的需要為出發點。當然，現今的E世代很容易從媒體、研究報告、學術領域中獲得訊息，但更要從這些吸毒人的痛苦與需要中多所著力，訂定的策略才能切中需要，否則就形同虛設。
　　3. 若有可能，政府應針對此領域擬定戒毒法。如果沒有「法」，就會有很多模糊地帶，每個人想做什麼都可以，連民間隨便弄個「民俗療法」模式，也都無「法」可管。香港現在已公開承認福音戒毒是被政府認可的有效戒毒方法之一。當然，我們可以有多元的選項，但若能有一個「法」為依歸，較不會偏離核心價值。
　　4. 我仍然要再提出有關認證的問題。今天若沒有「認證」制度，那麼，誰才是標準？誰的評估能具公信力？我認為應該把有學歷、能力、經歷、資歷的人結合起來，形成一個認證機制。
　　5. 建議訓練課程的內容一定要有設計，特別是要將煙毒心理與煙毒文化納入課程中，這樣才能達到一定的認知與果效。

（李志偉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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